(四) 印尼 “排华、反华”
印尼是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的,但直到1949年12月27日,经由联合国出面调解,签订“圆桌会议协议”,荷兰殖民政府才把政权正式移交给印尼共和国政府,而西伊里安的领土主权,则到1963年5月1日才收回。她的第一任总统苏加诺,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领袖,他反对殖民主义的统治,主张建立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
在1945年至1950年初这一段时期内,由于政权还不稳固,印尼政府无论在财力、物力和人力上都极需华侨华人的支持,而要得到华侨华人的支持,首先必须使他们成为印尼公民,再从国家安全要求来说,也必须使外侨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印尼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华侨华人入籍问题采取宽容的政策,实施以出生地主义为原则的国籍法。1946年4月,印尼公布《印尼共和国公民法和居民法》,规定在印尼出生、连续在印尼居住5年、已满21岁以及已婚的非原住民后裔,如在规定期限内,未向印尼政府申请“脱籍”,即被认为选择了印尼国籍,自动成为印尼公民。1949年印尼政府与荷兰殖民政府达成的“圆桌会议协议”,对“规定期限”作了说明:“两年的期限,即从印尼政府于1949年12月27日接收荷印政权之日起,至1951年12月26日止”。
然而,由于战后中国国际地位提高,跻身“强国”之列,促使“新客华人群体”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他们以保留中国籍为荣,国家认同观念倾向中国。而新中国建国初期,对内执行严管人民出国的政策,对海外华人却继承国民政府实行的“血统主义”的国籍法,即只要具有中国血统,就被认为是中国籍,并对他们灌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宣传教育。因此,尽管印尼政府鼓励华侨华人加入印尼国籍,但“新客华人群体”中的大多数华人对此却无动于衷,他们依然坚决拒绝加入印尼籍。到1954年, “侨生群体”的华人绝大多数接受印尼政府安排,自动加入印尼国籍,而“新客华人群体”的华人则多数办理“脱籍手续”,保留中国籍。当时印尼外侨事务局估计华侨华人约300万人,自动加入印尼国籍的占总数的30%,即入籍的有90万人,保留中国籍的有210万人。
苏加诺总统对选择加入印尼籍的华人予以信任重用。他授予在印尼独立斗争中屡建奇功的华裔基督教徒李约翰(John Lie)海军少将军衔;他委任了一些华裔学者任内阁部长,如税务、财政与审计部长陈金龙,国务部长黄自达,财政部长王永利,卫生部长李杰登等;原殖民政府的华裔公务员以及在国立大学任教的华裔教授等也都予以续聘留用;华裔学生在入读印尼各类学校(包括印尼国立大学)时,也得到公平对待;他还委任了司徒眉生(原巴中校长司徒赞之子)为总统私人秘书/私人助理/保健小组秘书兼翻译等职务,司徒眉生贴身跟随总统十几年,直到苏哈多发动政变推翻了苏加诺政府,才被迫离开。
苏加诺总统还为华裔印尼公民提供组党参政的机会,印尼国会中也有几名华裔议员,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华裔团体—印尼国籍协商会(Baperki)的主席箫玉灿。
1963年苏加诺总统又提出倡议:接纳印尼土生华人(Peranakan Tionghoa)为印尼民族(国族,Bangsa)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地位与爪哇人、巽达人、马都拉人及其他印尼族群一样。十分可惜的是,他这个倡议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已经被苏哈多赶下台。
对拒绝加入印尼籍的华侨,印尼政府实施惩罚措施。从50年代初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外侨的管理条例和法令:《关于外侨监督紧急法令》(1953年)、《关于外侨登记条例》(1954年)、《关于移民刑事紧急法令》(1955年)、《关于外侨居留紧急法令》(1955年)、《关于外侨税紧急法令》(1957年)、《关于印尼共和国国籍》(1958年)等。
这些主要针对华侨的条例和法令,限制和打击华侨企业、华侨学校和华侨社团;征收高额外侨人头税,加重华侨生活负担;恐吓申请回中国的青年学生永远不得返回印尼,力图阻止年轻的人力资源外流;严查套汇活动,堵塞宝贵的外汇走私流失;等等。但多数华侨仍然态度淡然、无动于衷。
印尼政府于是再颁布《1959年第十号总统条例》,禁止外侨在县以下乡镇地区从事零售商业活动,颁令散布乡村地区为数达84,000家左右的华侨“亚弄店”必须于1960年内结束营业,受到这个法令影响的华侨大约50万人,约占华侨华人总人数10%左右。
这条“杀鸡儆猴”的《条例》,引发轩然大波。1959年11月,军警在逼迁行动中使用武力并开枪射击,造成两名华侨妇女死亡、多人受伤,这就是令人震惊的“芝马墟流血事件”。
当时正在北京观光并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观礼活动的司徒赞,以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主席的名义,在北京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强烈谴责印尼军警和暴徒的罪恶行径,要求印尼当局立即予以调查和严惩。他于1959年11月回到雅加达,不料一入境,立即被军事当局拘捕,接著,于1960年1月被“驱逐出境”。
中国政府就印尼发生的“排华事件”向印尼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并决定派船接回数万名被驱赶的“难侨”,将他们安置在广东、福建、云南和广西等省区的几个华侨农场。然而,当时中国国内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引发的大饥荒导致无数饥民饿死,政治经济陷入严重危机,执政党内部权力斗争也日益白热化,中国政府实际上没有余力保护海外华侨,因此有关部门通过各种渠道,鼓励、劝说印尼华侨加入印尼籍,以便卸下沉重的包袱。
中印(尼)双方的这些动作,令华侨人心惶惶。一方面担心《条例》中的禁令会扩展到城市,影响生计;另一方面又隐约感到所谓“海外华侨的可靠靠山和坚强后盾”之说,似乎只是“虚幻的神话”。于是,昔日坚决拒绝加入印尼籍的一些人,无奈地尝试申请加入印尼籍。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印尼政府对华侨入籍问题不再采取宽容的政策。印尼政府已于1958年修改了国籍条例,将入籍原则从出生地主义改为以血统主义为主、出生地主义为辅的所谓主动制国籍法原则。这部国籍法规定了严格的入籍条件和手续,如须在印尼连续居住10年,会讲印尼话,会用印尼文书写申请书,要测验印尼语文能力和印尼历史知识等等。根据这些条件,当时有资格申请印尼籍的华侨不多,不过,还是有部分华侨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入籍。到1965年苏加诺政府倒台的前一年,加入印尼籍者已占华侨总数的一半以上。
苏加诺一生高举反帝反殖旗帜,他对中国也一直是友好的。他顶住压力,拒绝跟随美国指挥棒转,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就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55年在印尼举行第一届“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当时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总共才七个,印尼作为主办国坚持邀请中国参加,并成功说服其他发起国同意支持,会议结束后又高规格接待周总理进行国事访问,有效地帮助中国突破封锁、摆脱孤立局面;他对待华侨也是不错的,他采取软硬兼施的一些措施,目的无非是要华侨加入印尼籍,这与中国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对苏加诺政府一手导演、操控的这场所谓“59-60年的排华事件”,中国政府采取了容忍、谅解和配合的态度,使它得以顺利落幕,对中印(尼)两国友好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减到最低。
事件结束后,两国领导人的交往很快恢复正常。从1961年至1965年期间,苏加诺总统或总统第二夫人哈蒂尼曾三度访问中国,而中国领导人(国家主席、总理以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也分别三次访问印尼,贵宾们在受访国都受到热烈欢迎、热情接待。
1966年,苏哈多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苏加诺政府,成为印尼新的掌权者。他彻底否定并颠覆苏加诺执行的“亲华容共”以及“对华侨、华裔区别对待”的政策。他一上台就大肆搜捕镇压印(尼)共成员,彻底摧毁印(尼)共组织。同时借口中国政府和华侨华人支持印(尼)共,而在全国掀起“反共反华浪潮”。在弥漫全国的“白色恐怖”阴霾中,惨遭杀害的印(尼)共成员、追随者、同情者达数百万人,其中包括数十万华侨华人。
苏哈多对华人的忠诚深感疑虑,认为这些人即使加入印尼籍,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会效忠于印尼政府。为此,他采取两条措施消除疑虑,一是切断华人与中国的联系,二是摧毁中华文化在华人社会的三个支柱—华校、华人社团和华文媒体。
在他执政后不久,印尼政府就单方面废除1955年与中国签订的《双重国籍条约》,并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同时在国内对华侨华人实行全面的强制性的同化措施。1966年6月颁布《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的第37号令,从各方面对华侨华人加强管制,其中包括关闭所有华文学校和华人社团;1967年12月又颁布《关于华人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第14号令,禁止华侨华人公开举行中国宗教和传统习俗的节日活动,鼓励华侨华人信仰伊斯兰教;1969年印尼内政部又颁布关于华侨华人改名换姓的第6号法令,要求华侨华人都必须采用印尼姓名;此外还有关于禁止出版和进口华文书刊的法令等(印尼政府出版的刊物除外)。
在苏哈多执政的最初10多年间,印尼政府基本上停止接受华侨入籍,直到1980年初,他觉得对华侨华人同化的政策已初见成效,于是连续签署两项关于鼓励华侨加入印尼籍的条例。该条例规定:居住在印尼的外侨,如符合1958年国籍法第5条所规定的申请归化者,即年满18岁、在印尼出生、连续在印尼居住5年和有固定职业者,出示相关证件并交3,000盾费用,经审核无疑问即可加入印尼籍;至于原来是中国国籍的申请人,只要附上由本人签名的、放弃原来国籍的声明即可。于是,许多过去想入印尼籍而又苦于条件苛刻、手续繁琐、费用昂贵而无法入籍的华侨,纷纷乘机办理入籍手续。到80年代中,630万印尼华侨华人人口中,仍保留中国籍的只有30万左右,约占5%。华侨为了能够谋生,几乎都加入了印尼国籍,成为印尼公民。
在苏哈多时代中期,印尼经济发展有些起色,他利用华人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是主要因素之一。为了发展经济,在经济领域他放松对华人的限制,华人及时抓住时机,在为印尼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壮大华人的经济实力。但是华人在政治上是不被信任的,他们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他们的安全掌握在掌权者手中。每次国内暴发矛盾,矛头就会被引向他们。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印尼出现经济危机,1998年5月暴发大规模骚乱,掌权者又重施故技,华人再次成为社会挫折的替罪羊。骚乱演变成大规模的反华排华暴力事件,暴徒不仅进行杀戮、抢劫和焚烧房屋财产,也发生对华人妇女的强暴事件。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遭到全世界强烈谴责,而国内经济财政又愈加恶化,特别是又爆出了苏哈多家族贪污巨款的丑闻,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苏哈多被迫于1998年5月黯然下台。
苏哈多时代结束,印尼进入改革时期。继任的几位总统: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和苏西洛等,陆续废除了歧视华人的条例和法令,华人的处境逐渐得到改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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