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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杰：“包容”的中国难题
陶杰：“包容”的中国难题
中港粪便战，祸启于“包容”二字。
中国人社会不明白西方文化的“包容”。你走进奥地利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听一场柏林交响乐团，试一试穿拖鞋、T恤，拿一只手机，在人家演奏莫扎特交响曲二十一号到一半时，手机的音乐响，你接上，“喂、喂”吼几声，高叫：“给我进两个亿中移动股”，一面放一个响屁，再关机，你看四周的白人，对你包不包容？
除非这个金色大厅，由陕西来的农村企业包了场，演唱红歌，全部招待欧洲华侨。你在厅里脱上半衣，一面搔脚，一面和唱“南泥湾”，四周操北方话、觉得自己生活得强大而幸福的中国新移民，当然会“包容”。
中国人的“包容”，不是对异见、创造、个人性格的包容，而是对一个农民社会肮脏卑秽的多样生活陋习超乎人性常理的承受和忍耐。
林语堂认为，几百年以来，中国人这个人种，正在退化：“和白种人相比，中国人对冷热痛楚，和一般声音嘈杂，都显得麻木。在中国，人已经适应了一个要求耐力、抵抗力和负面力量的社会文化环境。”林语堂认为，中国人种的退化，体现在这等麻木和忍耐，集衰老和幼稚两种特征。
中港的粪便战争，一方面是接受过英治文明洗礼、拒绝容忍而抵抗的香港人，另一方面是指责香港人不“包容”、民族情绪十足幼稚的环球时报型的中国人。而随地便溺，以中国人的农业生态，其千百年之住惯农村、未悉西方城市生活的基因，是很衰老的生活习气。
林语堂学贯中西，是真正的文化大师。他指出中国人的“包容”，必定是对公共粪溺、喧哗、体臭、痰涎之类的“包容”，不是像西方一样，是对新思想、前卫艺术、政治异见包容。千百年来，中国人在人种的退化之中互相倾辄，而近十年，又在其GDP大幅连年增长之下，误以为他们的粪溺带有一股金钱味，中国人带着报复的仇恨告诉全世界：我输出热气的粪溺，同时也输出热钱，你要不要？要的话，一起都要。
当然，中国士大夫从前也有包容的文化，不过消失了，如民国政治家陈公博临刑时写的一副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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