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叶印尼华侨青年“回国潮”与“出国潮”

作者：陈友茂

(二〇一一年二月)  


(一) 前言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印尼华侨青年离开印尼“投入祖国怀抱”；七、八十年代，当他们几乎都已步入中年的时候，又大批离开祖国涌入香港、澳门，其中部分人再辗转回到了出生地—印尼，或到美、加、澳、纽以及西欧诸国。在印尼华侨青年当中，当年为什么会掀起一股澎湃汹涌的“回国潮”？有人归咎于“印尼排华、反华”；回到了自己祖国的这些人，后来为什么又卷入了“出国潮”？有人说，是因为忍受不了国内艰苦的生活。这些说法显然并不准确。

    他们的经历有如三、四十年代国内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结局却与“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似。

    有一段话生动描述了他们的心理历程：“五、六十年代含著激动的泪水踏上祖国土地；七、八十年代洒下苦涩辛酸泪跨过罗湖铁桥”。

    印尼华侨青年“回国潮”和“出国潮”，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时间内，困扰著许多印尼华侨/华人家庭，它的痕迹在许多家庭中至今仍然清晰可见。我们绝不应轻易遗忘这段历史。然而一些研究印尼华侨历史的学者，却对这段历史或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因此，我们这些直接参与者与知情者，有责任把我们的共同经历与记忆写下，填补历史空白，让我们的后人了解历史真相。

    本文根据本人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并参阅一些历史资料，如实描述“回国潮”和“出国潮”的前因后果，希望能给上述问题作出客观答案。更希望这篇拙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当年被卷入“回国潮”和“出国潮”的巴中校友，如今许多人已是“七上八下”(即七十岁以上、八十岁以下)，最年轻的也已经六十岁左右。因此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一起回忆、分析、研究、总结这段历史。巴中校友中，有不少人中文根底深厚，对历史、哲学甚有研究，殷切期盼他们能抽出时间透彻分析研究，并在《巴中网站》上与众校友一起交流讨论。

由于水平有限，这篇文章肯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待续...)

(二) 澎湃汹涌的“回国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1949年)后，在“苏共”一手导演、宣传、推动下，一股左倾思潮风靡全球，而在东南亚表现尤其突出。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印度支那三国(越南、柬埔寨、老挝)以及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都出现了打著『革命”旗号的游击队，他们崇信“枪杆子出政权”的信条，誓言砸烂资本主义世界，要把革命红旗插遍地球每个角落。在这些国家的华人左派分子，不少人都积极支持/参加游击队，有的甚至是游击队的领导骨干。然而，有两个国家—新加坡和印尼却例外。新加坡国土太小，没有可供游击队施展拳脚的空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印尼素有“千岛之国”之称，幅员辽阔，高山峻岭与原始森林，随处可见，在这样的国家却不见游击队的踪影，实在令人费解。有人解释说，这是“苏共”的战略部署。印尼被挑选作为“试验平台”，为革命阵营内部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寻求答案：“革命党通过议会道路，能否上台执政，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印(尼)共作为“棋子”，接受指示，听从命令，费尽心机，竭尽全力，试图通过议会选举，在世界上伊斯兰教徒人数最多的国家—印尼，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她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并为此付出了十分惨痛的、血的代价。1966年，印尼右派将领苏哈多发动军事政变，彻底摧毁印(尼)共组织。印(尼)共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一网打尽，她的领袖艾迪总书记以及许多领导人都惨遭杀害。印(尼)共的悲惨结局，令人不胜唏嘘。

印(尼)共没有拉队伍上山打游游击、搞武装斗争，对新独立的印尼共和国以及居住在印尼的华侨都是大好事。印尼幸免了由红色游击队引发的内战，使苏加诺总统得以集中精力，处理新独立的共和国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而在左倾思潮影响下的印尼华侨左派分子，也幸免陷入游击队泥沼不能自拔的窘境，得以用平和、欢愉的方式，抒发民族情绪、爱国情怀和革命激情。在这些印尼华侨左派分子组织鼓动下，印尼华侨成为当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各国华侨中，最爱国(爱新中国)的华侨群体之一，以致当时在国内，“印尼爱国华侨”几乎就是“海外爱国华侨”的同义词。

这些印尼华侨左派分子有些人加入了印(尼)共，以他们的特殊背景，在印(尼)共内发挥他们的特殊作用。后来中国执政党也在印尼发展组织，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又加入了这个组织，在华侨社会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印尼爱国华侨即年年庆祝“十一国庆”。规模逐年扩大，气氛也逐年升温，到五十年代末达到高峰。1958年10月，雅加达左派华侨社团和华侨学校，总动员组织空前盛大的庆祝活动。大会发言、歌舞表演、舞龙舞狮、锣鼓喧天，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伟大的执政党，歌颂伟大的领袖；《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解放区的天》、《社会主义好》等爱国革命歌曲响彻云霄；在华人聚居区，许多住户都在窗口悬挂五星红旗。到访雅加达华人商业区的外国游客，眼见满街的中文招牌以及飘扬的中国国旗，耳闻在空中回响的中文歌曲，误以为身居中国城市，戏言雅加达华人区是“国中之国”。而每年众多爱国华侨青年学生，集体搭乘巨轮回国的情景，更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青年学生满怀爱国激情，离别父母、放弃舒适的生活环境，奔向遥远的、新生的、生活艰苦的社会主义祖国，决心投入到伟大祖国革命建设事业，为把祖国建设成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繁荣富强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他们登船启程那天，雅加达丹绒碧绿码头上人山人海，握手拥抱言别，笑声哭声汇成一片； “再见！”、“保重！”、“一路平安！”之声此起彼落；前苏联革命歌曲《共青团员之歌》不断重复地在空中回响：“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气笛一声长鸣，巨轮启动，徐徐开出码头，驶向海洋，奔向遥远的北方。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年复一年重复著类似的情景，澎湃汹涌的回国浪潮逐渐形成，并于六十年代初达到高潮。

数百年来，只见大批中国人离乡背井到国外谋生，何时见过大批华侨集体自愿回国？旧中国政治腐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沿海一带的贫苦农民不得不“投奔怒海”冒险往海外寻找生路。新中国成立，新气象新作风新希望，不仅国内人民欢欣鼓舞，也吸引“海外孤儿”回归，其中印尼华侨青年学生人数最多。海外华侨回归是对新中国的肯定、支持与期望，对当时被封锁、被孤立的新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因此码头送别回国青年的场面情景，当时不仅中国国内以及印尼中文媒体图文并茂大篇幅报导，也是印尼文媒体和西方媒体重点报导与评论的主要新闻之一。

（待续）

(三) 争取 团结 教育 利用

华侨华人遍布全世界，而定居印尼的最多。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印尼华侨华人大致可分为“侨生群体” (也即“土生华人群体”或“Baba群体”)和“新客华人群体”（也即“华语群体”或“Totok群体”）。 “
“侨生群体”的祖先大多数是晚清以至更早的年代，从福建沿海一带漂洋过海来到印尼的，他们在家乡基本上都是濒临破产的贫苦农民，为逃避天灾人祸冒险出海逃难。

由于当时印尼没有中文学校，他们本身文化水平又低，更要为生存奔波忙碌，因此无法也无暇给子女传授中华文化，他们的子女只能在印尼学校或荷兰学校接受教育。长期在印尼和西方语言文化氛围中成长，许多人虽然保留中国名字(印尼文拼写闽南语)，也保留庆祝春节的习惯，甚至保留烧香拜佛的宗教信仰，但基本上都已经不懂华语或只略懂一点华语，对祖籍地也十分陌生，他们以印尼语或荷兰语作为日常语言，认同并接受当地一些风俗习惯和穿著服饰。他们已融入印尼社会，在印尼落地生根，他们与原住民关系基本融洽，积极参与当地社会活动，有些人还参加了苏加诺领导的独立运动，为印尼赢得独立作出贡献。印尼已经是他们实际上的祖国。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他们有些人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上升为中产阶级，他们的子女有机会上大学甚至留学国外，成为学有所成的专业人士：教授、讲师、律师、医生、药剂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文学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媒体工作者等，这些华裔社会精英活跃在印尼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教卫生等领域，为印尼的发展进步贡献力量。

“新客华人群体”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后，来到印尼的，虽然他们大部分也是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贫苦农民，但当中有不少人并不是难民，而是具有冒险精神的“淘金者”。这些“淘金者”没有长居印尼的打算，他们梦想赚够钱后，就回乡置地建屋，衣锦还乡，落叶归根。为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努力奋斗、克服艰难困苦，在工商业领域取得很大成功。他们一般是同宗同乡集体漂洋过海，到印尼后聚居一处，互相关照，非常团结。他们生活在几近封闭的“新客华人群体”社会圈内，和当地印尼人一般只保持工作关系。他们受过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以家乡话沟通，保留家乡所有的风俗习惯，而对印尼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了解甚少，有的来到印尼数十年，仍然不谙印尼语。随著“淘金者”发财致富的传闻广泛流传以及航海技术的改善，新的“淘金者”源源不绝流入，他们的人数急速增加，总数大大超过“侨生群体”，他们在工商业领域的能量也急剧膨胀。在五六十年代，他们代表印尼华侨华人社会的主流。
“新客华人群体”中有一些是1949年前后，从国内来的“政治难民”或“准政治难民”。他们在国内是属于富裕阶层，有地有屋资产丰厚，因担心遭到新政权批斗清算，而逃离故土流落异乡。他们把“国共内战”思维引入印尼，致使“新客华人群体”内部形成壁垒分明的“左派”和“右派”，两派各自成立社团、兴办学校并出版报刊杂志，互相批判攻击，展开论战，每年庆祝“十一国庆”和“双十国庆”时，两派都会发生剧烈争执甚至对骂。到1958年，台北政府涉嫌支持苏门答腊叛乱份子，印尼政府遂下令取缔“右派”所有社团、学校和报刊杂志，致使“右派”逐渐式微，后来几乎消声匿迹，于是“左派”在“新客华人群体”中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独霸一方的实力派。

“新客华人群体”中还有一些三、四十年代从国内来的、思想左倾的智识份子，他们毕业于国内的高等学府，有的还曾经在欧洲或日本留学过。他们在国内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参与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是一群有理想抱负和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因各种原因，离开中国，暂居印尼。他们人数不多，能量很大，他们协助兴办华文学校、建立社团，大力推广华文教育、弘扬中华文化，因此，在“新客华人群体”中，备受尊重，威望很高。他们与外界联系频密，信息灵通，资讯丰富，经常分析研究国内外形势。四十年代末，国内形势风起云涌，他们预感到局势将会突变，于是纷纷北归报效祖国。然而，新中国成立后，部分人却留下来了，他们接受新使命，要留在侨居地做侨务工作，“争取、团结、教育”海外侨胞，组织“爱国侨胞统一战线”，拥护支持新中国。他们和祖国新政府关系密切，1950年中印(尼)建交后，直接在大使馆领导下开展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政府派出志愿军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联合国作出制裁新中国的决议。当时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以下简称“台北政府”)，仍然把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世界上多数国家仍和她保持外交关系。而与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北京政府”)建交的国家不多，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海外华侨也多数同情、支持“台北政府”。“北京政府”在国际上和海外华侨中都相当孤立。

受命留下的这些左派爱国智识份子，不负期望，他们充分利用当时印尼国内外形势提供的有利条件，很快做出骄人成绩。左派爱国华文学校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左派爱国侨报也相继出版，在他们大力宣传教育下，印尼华侨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主义思想空前高涨，华侨社会舆论由支持“台北政府”急骤转向支持“北京政府”。他们彻底改造左派爱国华文学校，办学宗旨明确提出“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人才”，教材和教学方法与国内接轨，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成功组织动员成千上万的爱国华侨青年学生“投奔祖国”。每逢“十一国庆”，他们发起组织盛大庆祝活动，隆重热烈，生动活泼。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印尼，他们组织华侨夹道迎送，热情欢呼，暗中保卫。他们积极宣传“支援抗美援朝”，动员侨胞捐款捐物，罢买美国货。他们还成功说服动员广大华侨赞助家乡建设，“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在1959-1962年大饥荒岁月(当时国内官方的说法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动员汇款给在国内的子女和家乡的亲人，帮助国内亲人度过难关。于是大量侨汇(通过地下小钱庄)源源不绝流入中国国库，填补当时国家奇缺的外汇。有人估计当时侨汇数额足够支付我国驻外国(不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使领馆日常开支，以及支援东南亚(印度支那三国除外)游击队的费用。也在他们说服鼓动下，绝大多数华侨选择保留中国国籍身份，拒绝加入印尼国籍。他们还协助收集印尼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事方面的资料等，供有关方面参考。他们为祖国突破封锁、摆脱孤立，作出了卓越贡献。

这些爱国华侨智识份子在他们的岗位上，站到最后一班岗，直到1966年苏哈多发动政变，掀起“反共反华浪潮”后，才由大使馆安排撤离，连同家属被秘密送回国内。一位深受学生尊敬爱戴的印尼华校老教师，经历了上述全过程。当他全家被送返国内的时候，正是“文革”爆发的时候，他无法理解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不惯“造反派”过激行为；智识份子被咒骂为“臭老九”，“海外关系”等同“特嫌”，伤透了他的心。七十年代，他举家移居香港。八十年代，他因病入住医院，躺在病床上向来探望他的学生述说他的经历。他对昔日“战斗岁月”的“辉煌成就”，报以惨淡一笑。而当谈到印尼华侨“侨领”几乎悉数撤离，被“遗弃”的众多爱国华侨，群龙无首，独自面对和应付复杂险恶的局面时，他的情绪瞬即跌落谷底，无限感慨地说：“印尼华侨没有利用价值了…”。讲到有的华侨被逮捕入狱，甚至惨遭杀害的悲惨遭遇时，他不禁澘然泪下。遇难者当中有他熟悉的朋友，勾起了他沉痛伤心的回忆。他的学生忍不住也陪他流泪。

(待续)

(四) 印尼 “排华、反华”

印尼是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的，但直到1949年12月27日，经由联合国出面调解，签订“圆桌会议协议”，荷兰殖民政府才把政权正式移交给印尼共和国政府，而西伊里安的领土主权，则到1963年5月1日才收回。她的第一任总统苏加诺，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领袖，他反对殖民主义的统治，主张建立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

在1945年至1950年初这一段时期内，由于政权还不稳固，印尼政府无论在财力、物力和人力上都极需华侨华人的支持，而要得到华侨华人的支持，首先必须使他们成为印尼公民，再从国家安全要求来说，也必须使外侨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印尼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华侨华人入籍问题采取宽容的政策，实施以出生地主义为原则的国籍法。1946年4月，印尼公布《印尼共和国公民法和居民法》，规定在印尼出生、连续在印尼居住5年、已满21岁以及已婚的非原住民后裔，如在规定期限内，未向印尼政府申请“脱籍”，即被认为选择了印尼国籍，自动成为印尼公民。1949年印尼政府与荷兰殖民政府达成的“圆桌会议协议”，对“规定期限”作了说明：“两年的期限，即从印尼政府于1949年12月27日接收荷印政权之日起，至1951年12月26日止”。

然而，由于战后中国国际地位提高，跻身“强国”之列，促使“新客华人群体”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他们以保留中国籍为荣，国家认同观念倾向中国。而新中国建国初期，对内执行严管人民出国的政策，对海外华人却继承国民政府实行的“血统主义”的国籍法，即只要具有中国血统，就被认为是中国籍，并对他们灌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宣传教育。因此，尽管印尼政府鼓励华侨华人加入印尼国籍，但“新客华人群体”中的大多数华人对此却无动于衷，他们依然坚决拒绝加入印尼籍。到1954年, “侨生群体”的华人绝大多数接受印尼政府安排，自动加入印尼国籍，而“新客华人群体”的华人则多数办理“脱籍手续”，保留中国籍。当时印尼外侨事务局估计华侨华人约300万人，自动加入印尼国籍的占总数的30%，即入籍的有90万人，保留中国籍的有210万人。

苏加诺总统对选择加入印尼籍的华人予以信任重用。他授予在印尼独立斗争中屡建奇功的华裔基督教徒李约翰（John Lie）海军少将军衔；他委任了一些华裔学者任内阁部长，如税务、财政与审计部长陈金龙，国务部长黄自达，财政部长王永利，卫生部长李杰登等；原殖民政府的华裔公务员以及在国立大学任教的华裔教授等也都予以续聘留用；华裔学生在入读印尼各类学校(包括印尼国立大学)时，也得到公平对待；他还委任了司徒眉生(原巴中校长司徒赞之子)为总统私人秘书/私人助理/保健小组秘书兼翻译等职务，司徒眉生贴身跟随总统十几年，直到苏哈多发动政变推翻了苏加诺政府，才被迫离开。

苏加诺总统还为华裔印尼公民提供组党参政的机会，印尼国会中也有几名华裔议员，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华裔团体—印尼国籍协商会(Baperki)的主席箫玉灿。

1963年苏加诺总统又提出倡议：接纳印尼土生华人(Peranakan Tionghoa)为印尼民族(国族，Bangsa)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地位与爪哇人、巽达人、马都拉人及其他印尼族群一样。十分可惜的是，他这个倡议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已经被苏哈多赶下台。

对拒绝加入印尼籍的华侨，印尼政府实施惩罚措施。从50年代初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外侨的管理条例和法令：《关于外侨监督紧急法令》(1953年)、《关于外侨登记条例》(1954年)、《关于移民刑事紧急法令》(1955年)、《关于外侨居留紧急法令》(1955年)、《关于外侨税紧急法令》(1957年)、《关于印尼共和国国籍》(1958年)等。

这些主要针对华侨的条例和法令，限制和打击华侨企业、华侨学校和华侨社团；征收高额外侨人头税，加重华侨生活负担；恐吓申请回中国的青年学生永远不得返回印尼，力图阻止年轻的人力资源外流；严查套汇活动，堵塞宝贵的外汇走私流失；等等。但多数华侨仍然态度淡然、无动于衷。
印尼政府于是再颁布《1959年第十号总统条例》，禁止外侨在县以下乡镇地区从事零售商业活动，颁令散布乡村地区为数达84,000家左右的华侨“亚弄店”必须于1960年内结束营业，受到这个法令影响的华侨大约50万人，约占华侨华人总人数10%左右。

这条“杀鸡儆猴”的《条例》，引发轩然大波。1959年11月，军警在逼迁行动中使用武力并开枪射击，造成两名华侨妇女死亡、多人受伤，这就是令人震惊的“芝马墟流血事件”。

当时正在北京观光并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观礼活动的司徒赞，以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主席的名义，在北京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强烈谴责印尼军警和暴徒的罪恶行径，要求印尼当局立即予以调查和严惩。他于1959年11月回到雅加达，不料一入境，立即被军事当局拘捕，接著，于1960年1月被“驱逐出境”。

中国政府就印尼发生的“排华事件”向印尼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并决定派船接回数万名被驱赶的“难侨”，将他们安置在广东、福建、云南和广西等省区的几个华侨农场。然而，当时中国国内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引发的大饥荒导致无数饥民饿死，政治经济陷入严重危机，执政党内部权力斗争也日益白热化，中国政府实际上没有余力保护海外华侨，因此有关部门通过各种渠道，鼓励、劝说印尼华侨加入印尼籍，以便卸下沉重的包袱。

中印(尼)双方的这些动作，令华侨人心惶惶。一方面担心《条例》中的禁令会扩展到城市，影响生计；另一方面又隐约感到所谓“海外华侨的可靠靠山和坚强后盾”之说，似乎只是“虚幻的神话”。于是，昔日坚决拒绝加入印尼籍的一些人，无奈地尝试申请加入印尼籍。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印尼政府对华侨入籍问题不再采取宽容的政策。印尼政府已于1958年修改了国籍条例，将入籍原则从出生地主义改为以血统主义为主、出生地主义为辅的所谓主动制国籍法原则。这部国籍法规定了严格的入籍条件和手续，如须在印尼连续居住10年，会讲印尼话，会用印尼文书写申请书，要测验印尼语文能力和印尼历史知识等等。根据这些条件，当时有资格申请印尼籍的华侨不多，不过，还是有部分华侨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入籍。到1965年苏加诺政府倒台的前一年，加入印尼籍者已占华侨总数的一半以上。

苏加诺一生高举反帝反殖旗帜，他对中国也一直是友好的。他顶住压力，拒绝跟随美国指挥棒转，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就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55年在印尼举行第一届“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当时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总共才七个，印尼作为主办国坚持邀请中国参加，并成功说服其他发起国同意支持，会议结束后又高规格接待周总理进行国事访问，有效地帮助中国突破封锁、摆脱孤立局面；他对待华侨也是不错的，他采取软硬兼施的一些措施，目的无非是要华侨加入印尼籍，这与中国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对苏加诺政府一手导演、操控的这场所谓“59-60年的排华事件”，中国政府采取了容忍、谅解和配合的态度，使它得以顺利落幕，对中印(尼)两国友好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减到最低。

事件结束后，两国领导人的交往很快恢复正常。从1961年至1965年期间，苏加诺总统或总统第二夫人哈蒂尼曾三度访问中国，而中国领导人(国家主席、总理以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也分别三次访问印尼，贵宾们在受访国都受到热烈欢迎、热情接待。

1966年，苏哈多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苏加诺政府，成为印尼新的掌权者。他彻底否定并颠覆苏加诺执行的“亲华容共”以及“对华侨、华裔区别对待”的政策。他一上台就大肆搜捕镇压印(尼)共成员，彻底摧毁印(尼)共组织。同时借口中国政府和华侨华人支持印(尼)共，而在全国掀起“反共反华浪潮”。在弥漫全国的“白色恐怖”阴霾中，惨遭杀害的印(尼)共成员、追随者、同情者达数百万人，其中包括数十万华侨华人。

苏哈多对华人的忠诚深感疑虑，认为这些人即使加入印尼籍，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会效忠于印尼政府。为此，他采取两条措施消除疑虑，一是切断华人与中国的联系，二是摧毁中华文化在华人社会的三个支柱—华校、华人社团和华文媒体。

在他执政后不久，印尼政府就单方面废除1955年与中国签订的《双重国籍条约》，并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同时在国内对华侨华人实行全面的强制性的同化措施。1966年6月颁布《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的第37号令，从各方面对华侨华人加强管制，其中包括关闭所有华文学校和华人社团；1967年12月又颁布《关于华人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第14号令，禁止华侨华人公开举行中国宗教和传统习俗的节日活动，鼓励华侨华人信仰伊斯兰教；1969年印尼内政部又颁布关于华侨华人改名换姓的第6号法令，要求华侨华人都必须采用印尼姓名；此外还有关于禁止出版和进口华文书刊的法令等(印尼政府出版的刊物除外)。

在苏哈多执政的最初10多年间，印尼政府基本上停止接受华侨入籍，直到1980年初，他觉得对华侨华人同化的政策已初见成效，于是连续签署两项关于鼓励华侨加入印尼籍的条例。该条例规定：居住在印尼的外侨，如符合1958年国籍法第5条所规定的申请归化者，即年满18岁、在印尼出生、连续在印尼居住5年和有固定职业者，出示相关证件并交3,000盾费用，经审核无疑问即可加入印尼籍；至于原来是中国国籍的申请人，只要附上由本人签名的、放弃原来国籍的声明即可。于是，许多过去想入印尼籍而又苦于条件苛刻、手续繁琐、费用昂贵而无法入籍的华侨，纷纷乘机办理入籍手续。到80年代中，630万印尼华侨华人人口中，仍保留中国籍的只有30万左右，约占5%。华侨为了能够谋生，几乎都加入了印尼国籍，成为印尼公民。

在苏哈多时代中期，印尼经济发展有些起色，他利用华人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是主要因素之一。为了发展经济，在经济领域他放松对华人的限制，华人及时抓住时机，在为印尼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壮大华人的经济实力。但是华人在政治上是不被信任的，他们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他们的安全掌握在掌权者手中。每次国内暴发矛盾，矛头就会被引向他们。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印尼出现经济危机，1998年5月暴发大规模骚乱，掌权者又重施故技，华人再次成为社会挫折的替罪羊。骚乱演变成大规模的反华排华暴力事件，暴徒不仅进行杀戮、抢劫和焚烧房屋财产，也发生对华人妇女的强暴事件。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遭到全世界强烈谴责，而国内经济财政又愈加恶化，特别是又爆出了苏哈多家族贪污巨款的丑闻，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苏哈多被迫于1998年5月黯然下台。

苏哈多时代结束，印尼进入改革时期。继任的几位总统：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和苏西洛等，陆续废除了歧视华人的条例和法令，华人的处境逐渐得到改善。 (待续)

(五) “潮涌潮落”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离开印尼回国的华侨青年学生，绝大多数是“新客华人群体”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他们在印尼出生，在当地左派华文学校接受教育。在家里他们继承长辈爱国爱乡的传统，在学校又接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宣传教育，到高中毕业时，许多人已经是思想左倾的爱国者，在面对人生路向的选择时，首选是“回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而多数家长是全力支持的，他们把子女回国看作是实现他们“落叶归根” 梦想的第一步，因此他们将高中毕业的子女一个又一个地送回国，当印尼发生那场“59-60年的排华事件”时，他们加快步伐，把尚未高中毕业的子女也送上北归的船上，从而把“回国潮”推上高潮。

1966年苏哈多发动军事政变上台，随即在印尼全国掀起“反共反华浪潮”。正当许多人预计，在印尼华侨社会中必然会引发新一轮大规模的“回国潮”的时候，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中国顿时陷入大混乱：

——“打、砸、抢、抄、抓”，无法无天；

——在“上边”号召下，全国掀起“破四旧”运动，许多古迹，包括庙宇、教堂等都被砸烂，有些华侨在家乡的祖坟也被挖掘毁坏，甚至连著名爱国归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墓园也逃不过浩劫；

——也在“上边”鼓动、煽动和唆使下，不仅同学间、同事间、朋友间互相揭发批斗，有些夫妻间也互相揭发批斗，更有甚之，子女揭发批斗父母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全国弥漫著互相猜忌、互相仇恨和恐惧莫名的气氛；

——派性武斗，真刀真枪，学校和工厂顿成杀戮战场，不少无辜群众莫名其妙地成了枪下冤魂，其中包括一些在国内无亲无故、以学校为家的归国华侨学生；

——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最初被煽动唆使去“革命造反”，尔后被强制“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在校的归侨学生也被“分配”到农场“劳动锻炼”；

——有些归侨和侨属被戴上“阶级敌人”/“特务”的高帽，遭到关押和残酷批斗，有的致死/致残/自杀，他们年幼的子女，有的乏人照顾，被迫流浪街头，沦为乞儿；

——“阶级敌人”(也称“专政对象”)队伍不断被扩大。“文革”前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文革”初期增加三个：“叛徒、特务、走资派”，变成“黑八类”；过不久又再增加一个：“臭老九”(“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变成“黑九类”。 除了“上边”钦点和认可的所谓“无产阶级知识份子”之外，全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许多都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帽子。至于有“海外关系”的人，不少都被贴上“特嫌”的标签，也被推入“黑九类”之列。以上九类人，统称“牛鬼蛇神”，在社会上饱受歧视，有的甚至被关进“牛棚”或投入监狱，受到虐待凌辱。他们的子女也受到牵连，上学就业受到歧视，“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几乎是这九类子女唯一的出路；

——…。

消息传来，令一心想北上报效祖国的许多华侨青年学生却步，而众多家长更是一片哗然。有的家长捶胸顿足，嚎啕大哭；有的一脸茫然，不知所措；更多的是惊慌、失落、伤心、绝望。经过无数不眠之夜反覆思考后，许多家长终于作出几乎同样的决定：让已整装待发的子女取消回国的行程，并通过各种渠道与正在国内读书/工作的子女联络，劝喻他(她)们尽快申请出国，离开中国大陆。于是，尽管苏哈多掀起的“反共反华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愈演愈烈，印尼华侨新一轮的“回国潮”非但没有形成，反而急速滑落，并且很快就悄然湮灭绝迹。

这些印尼华侨作出了他们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他们是坚定的爱国者，“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魂”，坚决拒绝放弃中国国籍身份，强烈抗拒加入印尼国籍。他们积极参加爱国华侨社团的各项活动，热烈响应“上边”发出的各种“指示”和“号召”，是这些社团的忠实支持者。

苏哈多政变上台、中印(尼)两国断交、侨界的领袖人物撤离，致使他们陷入孤独无助的窘境，饱尝被遗弃的酸痛与苦涩。他们侥幸没有被捕入狱，但“变天”后的形势十分险恶，他们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小心翼翼地挣扎求存，顽强地与命运搏斗。他们期盼反华事件早日结束，同时准备若情况继续恶化，就跟随“侨领”的足迹举家回国回乡。然而“文革”的爆发，给他们当头棒喝。“文革”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隔七八年就要搞一次”，他们很清楚，在这种政策环境下，他们在国内、在家乡都不会有立足之地。

在彷徨、绝望、走投无路的绝境中，他们猛然醒悟必须向聪明机智的邻居—马来西亚华人取经学习。印尼和马来西亚是近邻，自然条件和宗教、历史、文化都极为相似，然而，马来西亚华人的处境却比印尼华人优越得多。究其原因，固然与马来西亚华人在国内人口所占比重较大，人多势众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马来西亚华人主流社会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坚决抵制了风靡全球的左倾思潮，与“马共”断然划清界线，实事求是地给自己定位：“立足马国，落地生根，融入社会，和谐共处，发展经济，共存共荣。”由于定位正确，使他们幸免陷入狂热的民族(中华民族)主义和爱国(中国)主义的陷阱，马来西亚华人宝贵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也因此幸免流失国外。(马来西亚华人视马来西亚为自己的祖国，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从未出现过大规模的“回中国潮”)。他们以华裔马来西亚公民的身份组织华人政党(“马华公会”)，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国会和政府内，都有他们的代表参与讨论和管理国家事务。他们和马来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终于把马来西亚建设成为东南亚仅次于新加坡的、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他们自然也分享了丰硕成果。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这些印尼华侨终于明白，必须向马来西亚华人学习成功的经验，才会安全地、有尊严地在印尼生活下去。克服了思想心理障碍，他们于是坦然接受“华裔印尼公民”的身份，立足印尼，以这个新身份为自己以及子孙后代争取权利、承担义务。他们更多地关注印尼国内的政治形势，主动加强与印尼各阶层的联系、改善关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热情参与慈善事业，巧妙运用刚柔并济的战略战术，有理、有利、有节地合法抗争，终于站稳脚跟，并在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中取得显著成绩。此外，他们还认真考虑效法马来西亚华人，成立印尼华裔政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这些印尼华侨感叹醒悟得太迟，以致错过了印尼建国初期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想起了他们过去的“领路人”— “侨领”们，不禁想请问那些“侨领”们几个问题：在您们“安全撤离”时，可曾想过被遗弃的“追随者”的处境也同样艰难险恶？在您们已经“安全撤离”后，又可曾检讨过您们指引的“路向”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印尼华侨的根本利益？…。这些印尼华侨认为，他们过去辨错方向跟错人，走了一段荆棘满途的冤枉路。他们自认倒楣。但使他们痛心疾首的是，“领路人”及其助手们竟然遗下众多“追随者”不顾，中途落跑，逃之夭夭…。

“侨领”及其助手们“安全撤离”到国内后的遭遇，令许多人大跌眼镜。据说，他们适应不了“文革”时期，那种“自己人斗自己人”的惨酷斗争环境，不少人纷纷申请出国，移居香港，在法治的香港社会寻求个人尊严和人身安全保障。

一些印尼华侨曾经抱怨“侨领”们没有带领他们一起撤离。但如今，“怨气”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由衷的同情与婉惜，以及庆幸自己没有跟随撤离的复杂心情。“侨领”及其助手们匪夷所思的经历，促使这些印尼华侨坚定了在印尼落地生根、融入当地社会、努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华裔印尼公民的决心。在他们度过难关、站稳脚跟、事业顺利发展后，他们不仅慷慨赞助印尼国内的慈善事业，同时也热情关心并资助他们昔日的朋友和“战友”们。

这些印尼华侨/华人适应改变了的形势，为他们子女的前途和将来，作出新的部署。在印尼的年幼子女不得不入读印尼学校，但高中毕业后，却可以有多种选择。父辈安排他们或入读印尼大学，或去新加坡、欧、美、澳、纽等国留学，还有的去台湾、香港继续接受华文教育，让他们取得专业资格，掌握一技之长，作为日后谋生手段。这些年轻人，后来不少都学有所成，成为专业人士，活跃在印尼社会各个领域。 (待续)

(六) “出国”前后


五六十年代回国的印尼华侨总人数，以及七八十年代出国的印尼归侨总人数，至今没有见到确切的统计数字。有人估计后者是前者的50%以上，更有人估计是70-80%以上。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在印尼的许多家长就为在国内的子女出国问题奔波忙碌。

在国内的归侨申请出国必须公安局批准，各地掌握的标准不同，过程复杂，需时长短不一，从数周到数年不等，有些家长多次写信催促，甚至亲自回国央求，子女才获放行。而获准后，多数人第一站的落脚点是香港，少数落脚澳门。

80年代以前，从深圳海关到香港罗湖海关，必须徒步走过横跨深圳河上的罗湖铁路桥。70年代初，一对中年印尼归侨夫妇，踩著路轨间的枕木，提著简单的行李，拖儿带女，跟随著急匆匆的人流往前走，当跨过桥中央边界线时，他们停步回首仰望祖国的天空，不禁伤心落泪。他们舍不得离开祖国。十几年前回到祖国时，他们就决心在祖国土地上落地生根，一辈子献身祖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认真学习“革命理论”，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努力适应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活环境。在大学时代，他们勤奋学习，与国内同学打成一片，融洽相处；在大饥荒的年月(1959-1962)，他们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亲身体验“饥肠辘辘”极为难忍的滋味，把在印尼的亲人寄来的食品与同学们一起分享；在劳动中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与同学们一起出力出汗。由于表现优异，他们屡受表扬并被吸收入“团”。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他们忘我地努力工作，得到好评。尔后他们组织家庭、生儿育女。正当他们憧憬著眼前的“社会主义大道”将会越走越宽广的时候，“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起初他们也激动兴奋地“紧跟”了一阵，但随著混乱局面迅速漫延，他们先是满腹疑惑地主动退居一边当“逍遥派”，最后忧心忡忡地决定申请出国。

申请出国的印尼归侨，许多人做梦都没想到，回到祖国后，有朝一日会“离国出走”。但为了下一代，他们不得不离开。他们不愿自己的子女在充满歧视、仇恨、猜忌和恐惧的社会环境中成长；更不忍心看到，当孩子长到15-16岁、还不懂得保护自己时，就被强制“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被推入环境复杂、陷阱处处的“农村广阔天地”。关于“插队”少年(特别是少女)被当地掌握绝对权力的恶势力凌辱、伤害、摧残的传闻太多了，怎么能放心让年幼的子女到那种地方去？！“为子女的前途和将来”，是许多已为人父母的归侨，痛下决心申请出国的最主要的真正原因，也是他们在出国道路上勇敢地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主要动力来源。

更多的印尼归侨则是因为理想破灭，而加入“出国”行列。他们怀抱建设祖国的理想回国，但“文革”中却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报效祖国。不少人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各类学校当教师。“文革”一开始，学校就“停课闹革命”，学生组织“红卫兵”，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教师也积极响应“上边”的号召，组织“革命造反队”，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原来他们自己竟然是“革命对象”，是“革命的靶子”，这使他们大惑不解，十分震惊。一些教师(包括归侨)陆续被隔离审查、关进“牛棚”、遭到批判斗争、殴打羞辱，令其他教师惶惶不可终日，生怕下一个轮到自己。他们在惊恐中被迫天天学《语录》、“斗私批修”、“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还被迫参加各式各样的“批斗会”，批判斗争从中央到本单位的大大小小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特务、走资派、三反分子、历史/现行反革命、国民党残渣余孽、漏网地主、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

当年印尼华侨青年回国时，潜意识中认为“投奔祖国”就是“投奔祖国亲人”，因此很自然地把周围的同学、同事、领导都当成是自己的亲人。他们从思想上无法接受自己身边竟然会隐藏著那么多的“敌人”和“坏人”，从感情上他们同情被批斗的那些人。他们逐渐感到自己身处怪异诡谲、丑陋险恶的环境中，下意识地急欲回避摆脱，于是很自然地加入“出国”行列。

至于被关进“牛棚”的一些印尼归侨，被隔离审查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查不到任何“罪证”，只好放人。某些“革委会”负责人在宣布放人的大会上，模仿“上边”的腔调以“轻松、风趣、幽默”的口吻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误会！”，竟连一句正式道歉的话也没有，反而要求受委屈的人，“要一分为二看问题、要正确认识自己”、“要感谢组织上帮助查清问题”、“要感谢伟大领袖及时挽救”等等。这些人跨出“牛棚”，即刻奔上“出国路”是合乎逻辑和合情合理的结果。

被分配到工矿企事业单位的其他印尼归侨的遭遇，虽与分配到学校的人不尽相同，但却是大同小异。五六十年代从印尼回国的许多归侨，殊途同归，最后终于七八十年代都汇聚到“出国路”上。

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还正处于高潮阶段，全国仍在极“左”思潮笼罩下，“海外关系”等同“特嫌”，“出国”更几乎等同“叛国投敌”。因此，当时“出国”是一条“不归路”，在提出申请前必须慎之又慎，反覆考虑。“申请出国”者，不仅需要“决心”，更需要“胆识”与“勇气”。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依法管理人民出入国境。“文革” 爆发后，却关上国门，严禁人民出国，以便“清理门户”、“关门打狗”、“一网打尽”。全国一片“红色恐怖”，令人不寒而栗，在一些地方引发了“偷渡逃亡潮”。

1971年9月，“伟大领袖”钦定的“接班人”，策划暗杀“伟大领袖”的阴谋败露，仓惶出逃，在飞越蒙古沙漠时摔机身亡。国内政局随即出现微妙变化，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陆续复出工作，他们提出要“整顿秩序”、 “拨乱反正”。一些敏感的人感应到些微暖意，窥见到朦胧曙光，但这些过分乐观的人，最终还是要再苦等五年，直到1976年9、10月份，“伟大领袖”病故、“四人邦”被捕、“文革”结束，才盼到了迟来的黎明。

71年底、72年初，关于“归国华侨可以来去自由”的政策将会恢复实施的传闻，首先在北京的侨生间广泛流传，并迅速散播到全国归侨界。据说，一位负责侨务工作的资深老干部，在复出后的工作报告中说，海外华侨具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对中国革命贡献很大。近来有些归侨在运动中受委屈，有些归侨的合理要求得不到解决，因而有一些“意见”。绝不能让“意见”演变成“对抗”，因此需要有渠道发泄。他提出，让想出国的华侨通过合法途径申请，是一条有效的发泄渠道。他还说，想出国探亲或继承财产的，都可以获得批准。一位在北京的印尼归侨“人大代表”，证实这篇“报告”的真实性。

然而，印尼归侨起初的反应并不热烈。有些人担心这是五七年“反右”时期的“阳谋”(即“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的翻版，因此不敢提出申请。有些人虽然不相信这是“阳谋”，但认为当时中国和印尼没有外交关系，不可能拿到签证去印尼，贸然申请出国，国内户口和粮油配给被取消，印尼又去不了，留在国内连粮食都无处买，如何过活？因此也不敢提出申请。

后来几位侨生，在特地从印尼赶来的家长陪同并代为申请下，很快获得批准，发给他们的证件，不是“护照”而是“赴港澳通行证”，他们凭证顺利出境抵达香港。在香港，港英政府发给他们只需定期申请延期的“临时居留证”，并告知他们，在临时居留期间可以在香港工作，而住满七年后可以获发“永久居留证”。

消息迅速在印尼归侨中散播，于是，申请出国的人流，像决堤的江水喷发奔腾，汹涌澎湃的印尼归侨“出国潮”瞬即在祖国大地上涌现，并很快达到高潮。

国内对外汇的管制一向十分严格(“改革开放”后，管制逐渐放宽)。70年代初获准来港的人，每人只准兑换几十元港币，只够吃一餐快餐和搭一程的士。既使他们存在国内银行的钱是刚收到的侨汇，也不准兑换成港币带出来。因此，当他们到达香港时，需要即时得到亲友接济。他们正当壮年，实在不愿靠接济为生，因此稍事安顿后，即刻四出活动找工作，但结果经常并不如意。

于七、八十年代从国内移居港澳的这些印尼归侨，多数都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和劳动锻炼。他们无奈地离开生活/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的祖国，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新环境：英国殖民地—香港，和葡萄牙殖民地—澳门。(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才回归祖国)。在国内，这些“有海外关系的臭老九”饱受歧视，在香港他们又受到另类歧视：港英当局不承认中国颁发的各类学历证书；一些香港人也以异样目光注视著这些文质彬彬的中年“大陆难民”。当时许多香港人把从中国大陆来到香港的人，不论是偷渡的，还是合法申请的，都认为是“难民”。

他们许多人都已步入中年，一切要从零重新开始，困难很大，加上语言隔阂(他们多数都不谙广东话)，他们在香港最初只能在工厂打工做粗活。因此，不少人有些失落、迷茫、沮丧，但凭著不认输的一股犟劲，以及海外亲友关怀鼓励和扶持协助，他们很快就振作起来，发愤图强，努力奋斗，充分发挥知识的力量以弥补体力的不足。他们研究香港的市场经济现状，思考该如何举措才能在香港立足和发展。他们在国内学的专业，有些在香港有“用武之地”，但需要“智识更新”；有些则根本没有发挥的机会，不得不放弃，并且需要及早改行学习新技能。他们积极地写应征信、应约面试，向香港社会介绍自己、推销自己；他们恶补英语和广东话，学习香港有关规程规范，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挑战。

他们的努力、表现和能力逐渐得到香港社会的理解和赏识。许多公司经过严格考核，从他们当中聘到了合格的工程师、建筑师、设计员、绘图员、翻译、会计以及秘书等文职人员。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勤奋、积极、肯干，因而受到公司器重。他们的薪酬虽然比同等学历的香港大学毕业生低，但却比他们在国内的工资(每月人民币50元左右)高出数十倍，而且他们在香港的薪酬是随著通货膨胀、个人能力和表现，逐年调升，与国内工资十几年“稳定不变”不同，因此他们也相当满意。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不少是医学院毕业、有多年临床经验的资深医生，各专科的都有，如果把他们妥善组织，可以组成一间高质素的大型综合医院。但是弹丸之地的香港，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医生，港英当局每年只象征性地从他们当中甄选几个人，发给牌照准予行医，而没有被选中的许多有丰富经验的医生，只好“望医兴叹”，被迫改行。

众多师范学院毕业的教师，绝大多数也不得不改行，除了香港容纳不了这么多的教师这条原因之外，还因为香港的教育体制、理念、价值观和国内完全不同，使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进入公立(官立)学校大门重拾教鞭，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在私立学校任教。不过，经过不断努力，他们最终也都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不愿一辈子过著“打工生涯”，决心继承父辈艰苦创业的精神，白手起家，在香港这片自由天地创出一番事业。他们开办工厂、养猪场、贸易公司、安老院、宾馆、餐馆、食品店、服装店、补习社、发型屋、佣工中心…等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尝做老板的滋味。不少人成功创业，得到丰厚回报。

还有一些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和美术学院毕业的艺术家，则开办艺术学院、钢琴学校、音乐学校、舞蹈学校和美术学校等，招收学生传授技艺，成为自由职业者，也创出了精彩人生。

他们终于站稳脚跟，融入香港社会，在法治的香港社会过著虽不算富裕，但却充实、自由、安全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的子女也得到良好的教育，不少人中学毕业后考上大学或到国外留学，成为专业人士，有的甚至成为令人羡慕和尊敬的香港政府公务员。

他们不仅可以自食其力，而且还有余力给双亲寄钱，生平第一次尽孝顺、供养父母的义务。在香港住满七年取得永久居留证后，他们可以随时申请签证去印尼探亲。一位在五十年代离开印尼回国的工程师，当年在印尼移民厅办理回国手续时，在“保证永不返回印尼”的“保证书”上毅然签字画押。三十年后，他以香港居民的身份，再次踏上印尼的土地。当他跪倒在母亲膝下，双手奉上“红包”献给母亲时，激动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母亲扶起儿子，洒下了喜悦的泪水，而目睹母子重逢这一感人情景的亲友，也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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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因今日要回海南拜山，数日后再续)